“郭正英调解工作室”，我市法院系统首家以人民调解员个人姓名命名的工作室。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郭正英就参与调解化解案件100余件，回访案件当事人40余人次。
  
    除了开庭，她都在村里跑
    
    1月10日上午，记者直奔丹徒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郭正英调解工作室”。当记者问起里面两位工作人员郭正英在不在时，得到的回答是：“除了开庭，她都在村里跑。”根据工作人员的指点，记者一路找到了丹徒区高资街道办事处。
    在办事处，记者楼上下跑了一圈才找到郭正英：深色的棉袄，戴着袖套，扎着围巾，个子不高，蓄着短发的“邻家大妈”。她正在落实半个月前调解好的一起财产损害纠纷的赔偿。
    郭正英告诉记者，农村人起得早，一般10点多就准备午饭了。为了能和她们坐下来好好地调解，自己经常是早上7点钟就从市区桃花坞的家里出发，坐公交车赶到村里，跑东家跑西家，了解、核实当事人申诉的具体情况，找他们个别谈心，开导他们的想法，找出调解矛盾的突破口。做好一切调前的基础工作后，再约当事人到法院坐下来进行正式调解。
    　　记者跟随郭正英回到法院调解室时，村民刘喜子和刘彩凤正争辩得不可开交。
    “刘喜子的两间住房法院判决过了，我承认归她所有，但我认为坯房本身就不是刘喜子的。”
    “我家门口那些东西是哪个堵的呢？”
    “东西是我堵在她门口的，因为刘喜子与我家关系比较僵，为防止她与我老婆吵架打架我才堵的大门。”
    　　“我有判决书，证明两间住房是属于我的，我还有16张照片，证明他堵了我家住房的门还占用了我的坯房。”
    “坯房是我与刘喜子共同出资砌的，具体做工的刘永祥知道最清楚的情况。”
    “三轮车是我堵在门口的。其他东西都是她自己放的。”
    “挪走三轮车你同意不？”郭正英问。
    “我对挪开三轮车没意见，但我堵门不是目的，我堵门的目的是让她不要到院子里来，从而不让她和我的老婆见面，她们不见面就不会吵。”
    “但是你堵了门我就无法到院子里洗晒衣服。现在我衣服洗好就摆在家里面。”
    ……
    “刘彩凤，你堵着人家的门人家进出不方便。她家里还有两个老人，万一跌下来这个责任不得了。坯房归你使用，你把东西都挪走行不行？”
    “行。”
    “刘喜子，从她家房子后面圈一圈围墙，院子一分为二，你们两家分开使用行不行？”
    “就听你郭主任的。”
    “好，下面签订调解协议，你们看清楚了就签字。签完字两个人握个手，以后还是好邻居。”
    　　“今天调解之前，已经与你们沟通半个月了，虽说调解好了矛盾也就化解了，但过几天我还会去你们家看看的。”郭正英又在本子上记下了回访他们的时间。
    
    乡里乡邻，与她“搭亲眷”
    
    这天，也是郭正英约定回访余大勇、姚小羽夫妇的日子。上午11点，记者跟随郭正英来到了丹徒区高资镇陈丰村，沿街有一排平房，屋檐下挂着一溜喜庆的小红灯笼，门上贴着大红的对联。其中一间房门大开，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炒菜的香味。
    听到门外的声音，这家女主人系着围裙，快步跑了出来，一把抓住郭正英的手：“郭大姐，我和我老公和好之后，你一直没肯来吃顿饭，今天无论如何要留下来吃顿饭。”郭正英眼角挂着欣喜的笑，一个劲地问她：“你们现在过得可好？老余的‘老毛病’没再犯吧？”姚小羽的脸上飞起两朵红云，连声说：“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好着呢。”
    见记者纳闷，一同参与回访的丹徒区高资镇街道办事处妇联主席韩阿香介绍了他们的情况。
    今年47岁的余大勇与46岁的姚小羽结婚后感情一直很好，2012年夏天，夫妻俩干了一天农活，晚上，姚小羽觉得很累，想早些休息，可余大勇却一时累得不想睡，就打开了电视机。电视节目声音很大，姚小羽被吵得睡不着，几次劝阻丈夫关掉电视，电视机依然哇哇唱着歌。姚小羽生气地起床把电视机电源插头给拔了，正看得兴头上的余大勇一时气急，甩手就给姚小羽一巴掌，姚小羽骂了几句，余大勇索性把姚小羽揍了一顿。过了一个星期，姚小羽看着自己脸上、胳膊上的伤还没好，越想越气，到丹徒区法院起诉离婚，并收拾行李，回到连云港的娘家。
    余大勇后悔了，可怎么打妻子的电话，妻子都不接。他找到了郭正英。郭正英将他狠狠地批了一通，见他真心悔改，当晚就拨通了姚小羽的手机。姚小羽还是铁了心要离婚。第二天，郭正英来到余大勇家里，找到了他的母亲询问两人平时的情况，余大勇的妈妈抹着眼泪对郭正英说：“儿子打人不对，以后绝对不会再犯。请郭主任帮帮忙调解调解。我媳妇能回来，你就是做了积德的大好事了。”乡邻们也都围上来七嘴八舌地拜托郭正英。
    郭正英每天给姚小羽打一通电话，到了距姚小羽起诉快一个月的时候，又带着余大勇到丹徒区法院办理了延期手续。又过了半个月，接了郭正英几十个电话的姚小羽的气终于消了，心也早被郭正英拽回了家，当她收到法院寄来的撤诉裁定后，郑重地在送达回证上签了字挂号寄回了法院。又过了几天，郭正英的电话响了，姚小羽在电话里对她说：“郭主任，我回家了，你放心吧。”
    可这事在郭正英看来并未算完，第二天，她就赶到余大勇家里，让他打了两份“今后绝不会再动手打人”的保证，一份寄给了姚小羽的父母，一份留给郭正英。她对记者说：“我也就是凭着热心和耐心，在两人之间牵了个线，让他们互相都有个台阶下，一个小家也就又能团在一起了。”
    　　跟随郭正英在高资镇跑了大半天，记者看到这些乡里乡邻对郭正英充满了感谢和信任。她们拉着她的手，一边主动对她说起调解后的生活，一边笑着要和郭正英“搭亲眷”。
    “搭亲眷，就是要跟我当亲戚，喊我大姐喊我姨的都有。”郭正英笑着说。
    
    广场的椅子上，她帮人写状子
    
    在郭正英的手边，记者看到了一本厚厚的本子，上面记着时间、地点、当事人的姓名、调解的进度，一天的行程刚好密密麻麻写满一页纸。“这样的本子在我家里有七、八箱呢。”
    上个月的一天，一个认识郭正英的熟人在大市口广场撞见了她，当时风很大，零下几度的天气。郭正英正蹲在椅子前一笔一笔地写着什么，旁边还站着个妇女。一问才知道，有个当事人想起诉离婚。到了市区，她打通郭正英的电话，约好在大市口广场见了面。当事人不识字，请郭正英去附近的茶楼坐一坐，帮自己写个“状子”。郭正英心想，进茶楼得花茶钱，干脆伏在广场的椅子上帮她写起诉书。这个熟人一脸的不理解：“你忙了一辈子妇女工作还没够么？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这么冷的天在这里帮人家写状子？”帮人写完状子，冻得够呛的郭正英赶紧回到家，老伴看着她纳闷了：“你不是去北京华联买东西的么？怎么空手回来了？”郭正英才想起来，那人打电话的时候，自己坐着公交车去超市，接了电话她就下车了，结果就把买东西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做调解工作，得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抓住主要矛盾，讲大道理是不行的。另外，得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家里人，把他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这样他们才愿意把主给我做，才愿意与我搭亲眷。”郭正英心有体会地说。
    采访最后，记者向郭正英要手机号码，没想到被她一口回绝：“你是要找我调解什么事情不？如果不是，号码我不能给你。”其实，从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已经能感受到郭正英内心的矛盾，每天一大早出门，天擦黑了才回家，“经常新闻联播还没开始，我就累得睡着了。”
    “前几天下午，有人砰砰地敲我家的门，来问一件调解的事情怎么样了。没遇见我，晚上又来敲门。”老伴心疼郭正英整天忙调解，经常开她的玩笑：“我看你做三个牌子好了，一个挂在法院，一个挂在家里，还有一个你就挂在自己身上吧。这样，人家找你调解就更方便了。”
    
    　　郭正英要收“徒弟”了
    
    原来，郭正英曾在妇联岗位上工作了19年，退休前是丹徒区妇联维权部主任，退休后在丹徒区人民法院当了五年多的人民陪审员，2009年起，当上了人民调解员。对一些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和未成年犯帮教等社会矛盾，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调解方式和调解经验，郭正英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声誉，熟悉村民的家庭情况，也经常请当事人的亲戚熟人帮着一起做工作，化解了很多势同水火的矛盾纠纷。
    “聘请郭正英为人民调解员，不仅因为她有丰富的调解经验，熟悉乡镇的情况，而且确实弥补了年轻法官理论多于实践的不足，。”谈起这位可敬的大姐，丹徒区人民法院院长张蕾除了给予成绩上的肯定，言语中不时流露出几分心疼，“郭大姐今年已经65岁了，可每天用于调解工作的时间绝不比上班的同志少。”
    “郭正英很希望传授自己的调解经验，向社会招募到几名‘徒弟’，使这个以自己命名的工作室成为一个效率更高的团队。”张蕾介绍了报名条件：热心人民调解工作，擅长做群众工作，具备一定的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名电话是：85319509。（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