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我接手了160名职工状告华成公司和益原劳务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这160名职工由益原劳务公司派遣至华成公司工作，因2013年7月1日《劳动合同法》修改后，将提高劳务公司的准入门槛，益原劳务公司即将解散，被派遣的160名职工也将面临失业，职工们情绪激动，多次去公司围堵大门，去当地政府上访未果，便集体诉讼至法院。为了尽快平息这起群体性纠纷，第二天我就安排时间到现场深入了解企业状况，督促两家企业拿出诚意来解决纠纷。

　　工人们看到法院来人了，闹哄哄地围着我，你一言我一语。我站到台阶高处，提高音量让他们安静，现场得到了控制。在工人们共同期待的目光中，我提出推举20名工人参与诉讼，以尽快帮他们维权。这个提议得到了工人们的响应。在随后的两个月中，我逐个接待代表，做工作、定方案。通知他们到办公室来把政策法规翻给他们看、讲给他们听；站在车间门口征求他们的协调意见；打电话给他们苦口婆心晓之以理……那段日子里，工人们一张张忧愁焦急的面容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无时无刻不想着解决方案，连每周必去的足球场也顾不上了。两个月的反复磋商谈判，企业终于松了口，职工们也交了心，都坦诚愿意由法院做主。就这样，160名职工或领到补偿款，或与新劳务公司签订合同继续工作，均得到妥善安置。

　　原以为可以松口气了，不料华成公司却来法院起诉第161名工人。他叫陆建国，52岁，也是益原劳务公司派遣至华成公司的一名职工，在华成公司从事门卫传达工作已有十几年，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因此华成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陆建国迁让房屋。

　　6月27日上午，我来到早已熟悉的位于谏壁的华成公司传达室，与其说这是传达室，不如说是一间简陋的宿舍，因为这是两名年过半百的老人十几年来的栖身之所。十几个平米被隔成内外两间，外间一张接待桌、几张方凳和一部电话是老陆平日工作需要用到的，旁边支着老式煤炉和一些炊灶用具是老伴用来日常做饭的，里间是老两口的卧室，一张双人床和一个大柜子是全部的家具。第一次见面，我与老陆坐在传达室的小板凳上交谈，从我在谏壁法庭7年多的住庭生活聊起，一下和他拉近了距离。两位老人头发花白，时不时在不大的传达室里接个电话、开个门，一切都有条不紊。通过交谈，我了解到他们十几年来每天就是这样生活工作着，一天中也没有什么上班下班的概念，没有事就互相扯扯闲话，有活了，半夜也会起来开门验货什么的。老陆说，不是赖着不走，公司不愿补偿，实在没有去处。告别老人，我脑海里想的是如何帮助他们，让他们生活得到更多的保障。我当即联系两家企业，要求他们考虑老陆的实际困难，给予补偿，公司领导称160名职工的事都由李法官做主了，这件事事关企业的制度健全和安保改造，他们一定好好研究。

　　几天后，我约了华成公司和益原公司两家企业的人再次上门。“老人家，早上买过菜啦？”我用一句日常问候先打开话匣。“是呀，又麻烦法官大老远来一趟了。”老陆夫妇有些不好意思地答。打铁要趁热，随后，我将调解现场就安排在传达室，经过一个上午的磨嘴费牙、反复协商，双方均作了让步，最终以益原劳务公司补偿5.6万元给老陆，老陆迁出传达室调解结案。签完调解协议，老陆一把抓住我的手，感激地说：“李法官，等我们回乡下安顿好，请你一定来玩！”在场的人都笑了。

　　那一刻，我终于卸下心理包袱，首先想到下班可以去做做健身运动，休息天可以去踢场足球释放压力了。办案就是这样，案件来了的时候有时会头疼，但案件解决了，当事人也都满意了，法官自己也会有无比愉悦的心情。

　　至此，这起我市首例涉及《劳动合同法》修改后小型劳务公司“关门”引发的被派遣人员安置纠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经过思考，我将案件情况特点和有可能引发的法律和社会风险写成相关信息上报，引起了省委、市委的重视。

文章来源： 2014年8月25日镇江日报 5版